[摘要] 不能打着道德幌子肢解公积金的互助合作精神,武汉发布公积金提取新政(月收入低于1900元的职工可定期提取公积金)后，获得赞声一片
武汉发布公积金提取新政(月收入低于1900元的职工可定期提取公积金)后，获得赞声一片。再往前推，去年青海省“大病提取公积金年”和2010年海南省“公积金可缴学费”等提取新规出台时，民间和媒体都曾给予普遍的赞声。笔者认为，这种赞声与其说是为公积金能用于支持底层民生而发，不如说是对老百姓对公积金“用脚投票”的一种认可、对公积金亟待摆脱诸多沉疴的无奈和局部纠偏。
时至今日，用“百病缠身”来形容公积金现状都不为过。一则，公积金实际上仅支持了有钱人买房，按0.35%的活期存款利率来“回报”贡献公积金存款、却无法买房的广大低收入缴存人群;二则，低收入缴存者若不买房，只能在退休后提取，公积金成了养老金。而且，“躺在账户上睡大觉”的结果，就是公积金天天在贬值;三则，各方都在打公积金的主意，例如保障房建设、大病诊治、缴学费，甚至前几年股市低迷时，有人曾建议公积金进入股市，公积金变成了“提款机”、“救火器”;最后，工资12%的缴纳比例形同虚设，公积金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一条途径。
既然公积金已背离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宗旨，而公积金的闲置、低又与百姓急迫的民生需求形成鲜明对比，而广大缴存者也认为公积金属于自己的财富，有自由支配的权力，特别是不少人宁愿缴纳不菲的成本、面临风险也要非法提现，造成地下“套现产业”异常繁荣，再加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提取限制早已被突破，如此种种情形下，还不如顺应民意诉求。因此，武汉市将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到不准备买房的低收入人群、补充收入，看来似乎也顺理成章。
看市场各方的反应，大多认为公积金提取用途不断放宽，不仅是体谅缴存职工的个性化需求，以更细分和有针对性的新规则，来更好地对接其需要，也是信任民众理性判断和追求自身利益化的能力，更是保障民众私产所有权和化利用财富的权力。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住房公积金管理应多为弱者开几个口子。
我国公积金制度建立于上世纪90年代住房福利化向市场化的过渡期，目的是为了降低住房转轨成本、提升居民购房能力，为住房制度改革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目前，尽管住房公积金设立的初衷已实现，但在高房价、政策性住房金融缺失、商业性个人房贷趋势性收紧的情况下，老百姓急需稳定的、低成本的住房金融支持，公积金事实上发挥着住房保障和政策性住房金融的功能，属于住房保障体系中的一部分。
从表面上看，扩大公积金提取范围，可用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大病救治、缴学费等，确实满足了百姓的应急需求，合乎民意、合情合理。而且，相比购房来说，用在这些方面后，看得见的作用要大得多，短期内也为各方所乐见。但不能不看到，这也在事实上模糊了住房保障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教育救助的界限，模糊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各自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特别是掩盖了在相关保障领域的“欠账”。如果从大社会保障的范畴看，这无疑是拆西墙补东墙的短视做法，是掩盖问题而非正视问题的做法，不利于长期内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武汉来说，收入人群可通过提取公积金补充收入，那是不是证明武汉工资太低了?武汉未来低收入人群购房资金从哪来?
更须厘清的是，住房公积金设立的初衷是在“强制性、互助性、保障性”原则下，建立一个合作社式的基金会，谁买房则帮助谁，体现的是合作互助的精神。在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民间便会创设出各种互助合作的保障形式，以解决民生性、应急性的大宗资金需求。越是社会保障覆盖不够、不到的地方，互助合作的保障形式就越多，例如农村的各类合作社、信用社、行会等。
在我国住房保障的不完善，而房价又是多年来持续快速上涨的大背景下，住房公积金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住房金融互助合作形式。作为大宗商品，住房购置是在储蓄(包括公积金)积攒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而在此之前，所积攒资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完全可以在保证缴存者的前提下用来帮助其他人买房。某一时期内买房的人在数量上毕竟很少，而高度常依赖于互助合作形式来买房的人更少，主要是那些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人。对那些已买住房的人，绝大多数应在后期成为公积金的贡献者，回馈帮助自己实现住房梦想、但还等待买房的人，这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积金互助原则。
因此，将公积金仅视作是个人私产，可以自由支配，是对公积金互助合作原则的无视和肢解。再进一步，近年来各地不断扩大公积金提取范围，笔者认为也是我国公积金互助合作精神不断被肢解直至消亡的征兆。在“衣食住行”中，住的支出、最难以实现，在我国房价不断上涨而住房保障迟迟难以到位的情况下，非常需要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来实现住房需求。以此观之，目前亟待培育国人互助合作的理念和精神，而万不能打着道德的旗号变相肢解这样的精神和理念。鉴于全社会无风险率明显提升，理该扩大公积金投资渠道，保证缴存者的公积金基本，激励缴存者缴存公积金而非想方设法提取。对公积金贷款的使用要严格限制，近期广州规定公积金贷款只能使用一次就很合理，体现了资金的稀缺性、仅支持最急需的人。对于已购房的人，若再提取公积金用于非住房用途，则更须严格禁止。还有，对购买首套普通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一线城市公积金贷款80万至90万的限制已显得不太合理，需要提高。
4月1日起，深圳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它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且有人将此视为解决小产权房问题的破冰之举，因为它给一些违法建筑“转正”，这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昨天深圳官方澄清这种消息是误解，试点工作不是为小产权房确权。
官方的解释点出两个误区：一是深圳在1992年、2004年两轮农村城市化改造后，农村集体土地已全部转为国有，所以它并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小产权房，其“违法建筑”不同于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小产权房;二是外界把深圳试点处理“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看作小产权房“转正”，并认为这种经验可以复制、推广，这种判断也是不准确的。
小产权房可谓我国开启城镇化以来留下的顽疾之一，尽管有关部门反复重申不得违法开发小产权房、不得购买小产权房、不得对小产权房予以确权登记，但始终没有能阻止许多人选择小产权房。至少目前看来，几乎所有违规者都处于获益的状态，这样就直接造成小产权房清理中遭遇重重阻力。
纵观当下小产权房的争议双方，呼吁小产权房转正的主要有三大人群：其一是拥有小产权房者，他们中既包括原始持有者，也包括中途持有者，其中也不乏一些投机客，他们可能在很早之前就掌控了一批小产权房;其二是准备购买普通商品房的消费者，他们未必会购买那些小产权房，但他们相信小产权房入市，住宅供应量增大就会导致普通商品房价格下降;其三是一部分学者，他们不一定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主张放开小产权房，它既有利于房价回归，也有利于农民增收。
我们承认，放开小产权房会有一部分人因此受益，但是它也同时导致三大严重的问题。
首先，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修建小产权房的人数众多，但并不是每家每户都如此，一旦小产权房转正，就意味着那些违规和投机小产权房的人获得巨大，那些遵守规则没有修建小产权房的人，他们的利益则相对受损，这种不公平感会严重损害人们对于政府规章制度的信赖。
其次，小产权房入市造成现有商品房价格的下跌，虽然会让准备购房者高兴，但也会伤害此前购买商品房的群体。作为善意的消费者，他们不应该承受政策变化导致的房价下跌。因为根据沿袭已久的政府制度和政策，小产权房不具备直接入市的基础。不仅在法律基础上存在缺失，大量小产权房可能存在质量和安全问题，它们在没有验收合格时也不能“转正”。
再次，放开小产权房会坐实政府失信于民，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国家的重大政策必须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不能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否则不但损害了人们的预期，也会对政府自身造成损害。直接放开小产权房，虽然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包括增加农民收入以及促进房价回归，但也会制造更多的新问题。
所以，小产权房问题决不能是简单的“转正”了事，甚至也不是简单的“补钱”了事，它应该通过一个顶层设计，并且设定解决问题的时间表。一方面是解决增量问题，即通过卫星或者航拍等技术手段，锁定集体土地上已建和在建的小产权房，对于一切违规违法的新建小产权房，必须严格拆除。
保证“零增量”之后，就着手另一方面，核查和解决存量问题，各级政府应该对辖区内所有小产权房进行登记核查，继而划分区块，逐个提供解决方案，最终是要统一城乡土地市场，彻底解决存量问题。这个过程需要机制的创新，比如设立小产权房的权利待定状态，用限制转让交易、政府优先赎买、利益增值共享等方式，既避免小产权房入市冲击商品房市场，也能让一部分农民分享城镇化，同时也能保持政府政策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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