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利润丰厚的房地产行业，一度吸引众多企业进入市场“淘金”。据相关统计，近5年间转行房地产的上市公司有近40家。然而随着调控政策出台，房地产市场明显转向，对一些公司来说，房地产又从香饽饽变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
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及其背后的GDP主义
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其供给具有特殊性。相对于人类无限的欲望而言，任何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土地也不例外。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是决定土地价格进而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原因。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城市土地的地租在短期内暴涨，级差地租在地租上涨基础上由于交通、环境等差异进一步分层化。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土地作为一种基本生产要素，其供求关系很特殊，土地的价格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而不是土地的面积。土地资源的供给是固定不变的，其价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需求的变动。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人口向城市集聚，一方面，城市住房需求迅速激增；另一方面，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由于政府对土地供给的控制，城市土地供给相对恒定，地价迅速攀升成为必然。地王的大量出现，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恰是市场激烈争夺稀缺资源的结果。
与我国现有的体制有关，经济学上的供求规律已经很难解释中国房地产的问题。美国、俄罗斯等人少地多的国家，在供求矛盾突出时，可以通过大量加大土地供应而稳定房地产市场。中国人多地少，特别是城市土地稀缺，很难通过加大土地供应来满足市场需求，平抑房价。历次楼市调控政策的转向几乎都受制于GDP的增长，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商都认准了，你要GDP,最终还是要为房地产市场松绑的。房地产商不差钱，又了解政府GDP主义的弱点，因此，就可以从容应付政府的调控。事实也确实如此，一旦紧缩的楼市政策影响到GDP的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保全GDP,就会放松对房地产的管制，政策的收收放放，终使得房地产业作为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日益强化，民间就有了所谓房地产绑架政府，绑架银行的说法。不止如此，事实上，当房地产成为中国GDP增长的主要来源时，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破坏中国社会基础的祸首。为了保全GDP,一些本来需要政府在财力上大力投入、在政策上提供保护的领域高度市场化，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和房地产等。这些领域的高度市场化和这些领域的暴富正在破坏着中国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
改革财税体制：摆脱经济对房地产的路径依赖
土地财政，几乎是现行财税体制下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的集体表征。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财税体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收入大规模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减少，地方财政困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土地成为稀缺资源，给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生存和发展经济创造了绝佳机会。一方面，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收支失衡，土地财政迫使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卖地以维持运转；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卖地的后续效应是促进城市经济繁荣，扩大就业。我们一度看到了这样的现实，中央宏观调控的措施密集出台，地方政府却充耳不闻照样拍卖地王，哄抬房价；央行在回收流动性，许多城市的地方政府却王顾左右而言他，推出了购房用财政补贴的政策。因此，只有改革现有财税体制，合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与利益分配，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严格控制城市商业地产供地规模，限制地方政府出让土地权力；继续扩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保障民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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